甘犁，1987年获得清华经管学院学士学位，1998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及统计学硕士学位。现任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中国“长江学者”讲座讲授。

今年五月底，甘犁教授回母校给经济系的师生作学术报告，演讲之前，我们在经济系的办公室采访了这位成熟稳重的谦谦学者。随着采访中他娓娓讲述从受业清华到留学海外的学术历程，我们仿佛被带入了一个浩瀚而又自在的思想海洋。

受业清华，留学海外

甘犁自1982年起就读于清华大学管理信息系统专业，5年的专业学习为他打下了坚实的数理、计算机、经济学基础，而清华自由的学术空气也使他乐在其中，同学们经常谈论时事政治、经济发展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那时他萌生出一个想法：希望今后从事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用自己的智慧去施展“经世济民”的宏愿。

1990年，已经在清华技术经济与能源研究所工作了3年的甘犁得到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谈起出国留学的决定，他回忆道：一是希望利用国外更丰富的教学、科研资源，更深入地学习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等方面的课程，以期有朝一日报效祖国；二是当年清华毕业生在出国留学潮中尽显风采，众多学长、学姐在海外高校表现优异，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海外高校纷纷接受清华学生前往深造；三是清华校内留学申请方面信息丰富，人脉充足，这为他留学申请提供了便利条件。

在欧文分校就读一段时间后，甘犁又如愿转学到经济学学科实力更强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第一年的博士课程十分紧张，他需要一边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一边掌握艰深的经济学模型和理论方法。他常常为了透彻理解一个模型而彻夜推导、演算，也常常为了准备一门考试而废寝忘食。一年下来，他逐渐构建起一套系统的经济学思维框架，为日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夯实了基础。此后4年，虽然要阅读大量文献，为撰写博士论文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他却显得举重若轻，笑言道：“……从不感觉到累，因为兴趣引导着自己一步步往前，去探索未知世界。”

回顾甘犁的学生时代，不可不提及他的博士生导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麦克法登教授。麦克法登教授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计量经济学理论、老龄化趋势经济学、储蓄行为、人口统计学趋势、住房流动性、健康和死亡比例研究、利用计量心理学数据进行的消费者需求分析以及计量经济学模拟方法研究等。2000年，他以“对分析离散选择的原理和方法所做出的发展和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述及自己的导师，甘犁言语中流露出崇敬之情，他说：麦克法登教授是一位造诣高深、学识广博的学者，也就是说他涉猎广泛，但每个领域都不止于表面，常有超人的洞见。麦克法登思维敏捷而缜密，若有学生提问，他往往只需稍加思考，便在黑板或稿纸上开始密密麻麻地书写，学生通常抄录全部证明过程，回去仔细研究。若非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很难充分理解导师的思想。麦克法登沉默寡言，解答问题却总能切中要害。甘犁称：“在这种自然、和谐、安静的交流中，我体会到了一种思想的伟大力量。”多年以后，每当甘犁遇到难题时，他都会下意识地思忖：“如果我是麦克法登，会从什么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麦克法登教授传授给甘犁的思维模式，使他受用终身。毕业之后，他们长年保持联系，继续切磋学术难题。

奋发求索，博学多产

甘犁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学者，他以应用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研究涉及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工业组织等领域；他也是一位高产的学者，多篇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计量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etrics）、《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美国统计协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经济学报》（The Economic Journal）、《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s Journal）、《经济学快报》（Economics Letters）等国际顶尖经济学期刊上。

不同时期，甘犁都会产生一些新的研究兴趣和想法，于是他便用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钻研、探索，直到产生新的突破为止。不同领域之间的研究会相互交织、碰撞，产生启迪，激发灵感。有时，由此可以找到解决此前长期困扰、悬而未决问题的方法，而有时，即便经过大量艰辛努力，却依然无果。接下来他便给我们讲述了他研究中的几个实例。

一个例子是他最近正在研究的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区分具有异质性的人群。在保险市场上，人们熟知的逆向选择模型指出，由于保险的购买者具有私人信息，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和出险概率，于是，在保险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往往是那些健康状况差、出险概率高的人群购买意愿较强，而健康状况良好、出险概率较小的人群则倾向于不购买，因此，原来保险公司定价时所依据的出险概率在计算上存在偏差。而后来一些保险理论认为，购买保险的人具有异质性：一部分是自身健康状况不好，觉得自己出现几率比较大的人，另一部分则是自身健康状况良好，只不过因为特别厌恶风险，在任何情况下都倾向于购买保险的人。平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观察不到他们各自的类型，但甘犁和他的合作伙伴们通过计量方法的设计却能成功地在没有直接私人信息的情况下也能区分二者的类型。

另一个是计量经济学中的理论研究。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甘犁常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我们可以通过一阶导为零作为条件求出极大似然估计，但却无法区分这个估计是全局最优还是局部最优。难题激发了求知欲，他脑海中始终萦绕着这个问题，并尝试从各种不同角度思考。终于，他发现了解决办法：以两种方法计算方差矩阵，一种是用二阶导的方法，另一种是通过一阶导的平方来计算。结论是，若两种计算结果一致，则原估计为全局最优；若两者不相等，则原估计为局部最优。

再有一例可谓课题重大却至今仍然没有理论成果。这便是，将公平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学中。现行经济学的基础是理性人假设，即人们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追求利润最大化。可社会却讲究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取舍，公平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做过了很多的尝试，典型的就是在人的效用函数中增加一个维度来描述“公平”，可这种方法仍然没有改变经济学以理性人假设为出发点的本质。这个问题长期困扰也同时吸引包括甘犁在内的一批学者，他们曾希望通过“无嫉妒条件(No envy condition)”将公平的概念引入经济学，但仍未成功。甘犁说，这个问题因为重大所以格外困难，但他并不畏惧，兴趣将始终促使他保持思考。

醉心学术，超然自得

在学术的道路上一路走来，甘犁觉得“怡然自得”。如今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感悟。

第一，学术难题激发思考，让每个投身学术的人都能忘情乐在其中。在很多人看来，学者的生活是异常枯燥的。与政界要人的日理万机、商界精英的叱咤风云不同，学者的一天常常是待在自己的三尺书屋里，掩面于书卷之间。除了和学生及合作伙伴有一些交流，更多时候是在远离尘嚣的冥思苦想中度过。同样在很多人看来，学者的生活是相对清贫的。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去业界赚钱最多，去高校任教薪水略低。然而，大部分学者都会淡泊自适，终身选择学术或教学生涯。究其原因，甘犁认为，思想自由驰骋的快乐是无价的。每当想到自己在某个课题上是世界上用心最多、研究最深者之一时，油然而生的成就感和愉悦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甘犁也曾有很好的机会去业界工作，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为的就是这种相伴终生的思想上的富足感。

第二，学术殿堂百家争鸣，使每个热爱学术的人都可寻得一席之地。甘犁认为，学术环境宽松而自由，不一定在哈佛任教才是优秀的学者，也不一定只在《美国经济评论》发文才算对学术有贡献。一个学者可以选择在二、三流的大学教书，但仍孜孜不倦，上下求索；也可以选择任何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哪怕其分量不足以刊登在《美国经济评论》上，但仍可以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真知灼见，拥有自己的位置，享有自己的价值。

第三，做学术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是好奇心。甘犁认为，学术成就发端于好奇心。好奇心虽不能缩短成功之路的跋涉距离，却足以使人心游万仞、披荆斩棘，最终迎接折桂时刻的到来。他鼓励在校生及早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尝试自己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若对学术充满好奇，便可考虑将其列为自己追寻一生的事业。

采访接近尾声，我们仍意犹未尽，甘犁却不得不起身前往演讲现场。今年是他在海外生活的第20个年头，美国的生活、工作环境虽好，但他从不曾忘记当年远渡重洋的初衷。这几年他时常回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包括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等，他惊叹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为国内学术环境的日益优化而深感欣慰。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正式回国发展，更多地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政策建议，完成一直以来“经世济民”的宏愿。我们衷心地希望，不久的将来，这位博学多才、风度翩翩的学者能给中国经济学术的大舞台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

采访时间：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 13:30-14:20

采访地点：舜德楼二层经济系办公室

采访者：万军 邹静（学生记者）

撰稿人：邹静